隨著疫情、選舉、中國議題成為近期台灣社會的關注焦點，相關假消息、陰謀論也在網路上擴大流傳。面對不實訊息，學者建議從科技、法律面向管制，也指出媒體的自我培力及民眾的識讀能力，才是因應資訊危機的重要關鍵。
記者／劉騏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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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新聞所於12月9日舉辦年度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討論數位環境中的資訊操控及平台管理 （攝影／歐穎慈）
臺大新聞所在12月9日的年度研討會中，除了探究媒體在數位洪流下如何因應、轉型，也針對資訊操作及平台責任等議題進行討論。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謝吉隆指出，資訊操作的議題涵蓋層面非常廣泛，包括假新聞議題、選舉網軍、疫情陰謀論、中國銳實力及大外宣，都對台灣社會造成影響。因此，媒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變得格外重要。
「台灣民眾相信陰謀論的傾向遠超於日本、韓國，」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童涵浦研究新冠疫情期間的陰謀論與媒體傳播現象，他表示，陰謀論不一定有很明確的對錯，比如坊間常聽到的「新冠肺炎是生化武器」論述，表面上聽起來或許有幾分真實，但還需要更多證據去佐證，而這就是陰謀論最鮮明的特色。「（陰謀論）最關鍵的不是真假，而是它總會將某個現象連結到某一個群體，進而表示那個群體是為了得到好處，有非常強烈的意向性。」他進一步說明，若某些人在此事件中被孤立，或是對現象產生懷疑，而資訊又不透明公開時，就愈有可能接收陰謀論，政府也就更難以防疫政策說服民眾。
童涵浦指出，陰謀論可能加速社會對立，甚至妨害國家在重大事件下的管理。（攝影／歐穎慈）
關於資訊對民眾的影響力，政治相關議題無疑是主戰場。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以「銳實力」描述中國資訊操作對台灣的影響力，意指用強勢的手段，去改變目標對象的認知。他指出，境外資訊操作力量主要有三種特性，分別是資金操作的隱蔽性、對目標社會的滲透性，以及資金資訊交流上的不對稱性。「中國資訊可以利用台灣網路自由環境進入，而台灣在這方面是相對吃虧的，」黃兆年認為，中國的網路自由度低、資金交流封閉，因此他們會積極動員特定或非特定的「在地協力者」，如親中台商、台媒或網紅，進行置入性行銷。
黃兆年也建議，除了將網路媒體納入管制，需揭露政治廣告來源，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培力台灣的媒體產業，以獎補助、合理分潤的方式促進好的產業生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助理教授王銘宏則以2018年地方選舉期間的網路活動為例，提出若電腦能聚集假訊息，並進行一次性的澄清及管理，「相信能夠大大增加查核人員進行質化調查的效率。」
黃兆年提醒，當中國勢力透過網路傳播進入台灣，除了相對應的管制措施，更應加強提升本地媒體的實力。（攝影／歐穎慈）
談到政府對網路言論的介入與管制，學者也對《數位中介法》草案引發的爭議提出看法。臺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蘇慧婕認為，數位傳播生態改變，必然造成對法律規範體系的挑戰。「平台是社會，也是市場本身，我們就生活在其中。」區塊鏈社群平台Matters創辦人張潔平也點出，平台治理的核心，其實就是一種對數位社會的治理。
觀察現今網路市場，除了人們發表意見所需成本降低，受眾的注意力也成為稀缺資源，成為廣告商競逐的大餅。蘇慧婕坦言，「所謂的資訊篩選，重點不再是媒體近用，而是受眾觸及。」平台不僅有權單方面設定溝通規則，如推特的短文形式，像是演算法也可能讓查核資訊不易廣泛觸及受眾，「久而久之，會造成低成本製造且有利分享的資訊愈來愈多，讓網路這個公共領域碎裂化，也可能造成社會的對立與極化。」蘇慧婕認為，為了防止平台濫用權力，網路終究必須「再中介化」。